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尤其是在21世纪，中国一度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是中美关系正常化40周年，这一年，美向中发起贸易战，美中关系走向全面紧张。看来尽管中美建交，但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中国的警惕；但不可否认的是，中美关系的正常化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正如邓小平所说“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在此之前，美对中一直实行的是经济打压和封锁。因此我觉得，无论是对未来的中美关系的预测，还是现在的对美方针，都应该以史为鉴，研究四十多年前中国的对外关系，特别是邓小平的对美方针。
说到20世纪的中美关系，就不得不考虑当时的国际形势。20世纪60年代，国际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个是二战后，美苏冷战，世界两极格局形成，冷战的主要形式为：经济封锁，外交对抗，军备竞赛。另一个是中苏关系的恶化，冷战期间，同属共产主义阵营的中国与老大哥苏联交恶。我认为这两个国际背景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前提。
在国家层面，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他们审时度势，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邓小平提到过：中国对美外交政策是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的，这就是努力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在《邓小平年谱》（上卷）中有记载，1975年8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议员访华团时指出：“毛主席在1949就谈到中美两国人民希望友好，即使在二十三年的隔绝中，我们也没有改变这个观点：两国人民总是希望友好的。”另外，1980年他在会见美联社驻北京记者时指出：“中国方面，从毛主席、周总理在世的时候就下决心同美国改善关系，这不是从策略上考虑的，而是从战略上考虑的。现在，我们总的对外政策还是毛主席、周总理生前指定的。”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邓小平同志为促成中美建交的客套话，但是他不止在一个场合和时间多次强调。我之前一直以为中美建交这一战略或者说是方针，是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的。现在看来，从1949年来，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导就下决心改善中美关系，但是我不明白的是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在1972之前中美关系不仅没有得到缓和甚至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参考了网上的资料，我觉得是因为国家利益摆在那里使得中国虽有改善中美关系的想法，但也不得不采取敌对美国的政策与措施。比如，中国之所以“抗美援朝”一方面是因为朝鲜向我国发出来支援请求，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新中国刚刚成立，美国一旦拿下朝鲜，将会严重威胁到中国安全。再者如1958年北戴河会议中，在涉台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针锋相对、以文对文、以物对物、先礼后兵的对美方针，随后作出了炮击金门的决定。
所以，尽管如邓小平所说，1949年以来中方领导人就下决心改善中美关系，期间毛泽东也曾向美国释放善意的信号但被忽视。但是两国利益关系的冲突致使两国没有走到一起甚至交战。不过到了1972年，中美双方在上海签订了《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开启，在邓小平复出以后，他始终坚持上海公报提出的方向和路线，比如他在会见以参议员詹姆斯·富布赖特为团长的美国国会议员时指出：“中国对美的方针、政策没有改变。我们相信，中美两国关系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是可以得到发展的。”
中美对美的方针、政策没有改变，那为什么在1972中美相互隔绝的局面才被打破？开头说了这和当时的国际背景分不开。当时美苏冷战白热化，而中苏又反目，中美双方都有意拉拢对方以联合抗苏，尼克松上台后，自然不愿意错过这一段“天赐良缘”，由此，尼克松访华拉开了中美建交的序幕，才有了后面的乒乓外交，联合公报等。所以是国家利益和战略需要导致两个曾经的敌对国握手言欢，对中国而言，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将给当时经济落后的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除国际形势的原因外，中美能促成建交的重要原因是中美双方领导人的坚持和高瞻远瞩。网上查找资料后发现，当时美国国会中有很多人是反对中美建立关系的，因为两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理念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和分歧。尽管如此，尼克松等人还是力排众议，正如1972年，2月17日，在美国白宫门前的草坪上举行了尼克松访华前的欢送仪式，尼克松说：“尊敬的副总统、国会及内阁成员，尊敬的各位来宾，我向大家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尤其要感谢今天到场的各位新闻记者们，这几天来他们向全世界传递着白宫的信息，这正如我7月15日在这里的演讲一样，我宣布了这次（去中国的）访问，这次是和平之旅。我们不奢求通过一周的谈判，扫清中美几十年来的外交中的障碍。十月份在周总理和基辛格的谈话中说到，美国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也是伟大的民族，两国之间的差异，不同的处世哲学，不应该阻止中美在外交上达成共识。展望未来我们必须认识到，中美政府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且这些差异还将继续存在，但是我们必须做得是保留既有的差异，又不成为敌对国。”
而中方这边，邓小平从国家利益出发，继承和发展了周恩来的“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他也认识到了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等这些方面的巨大差异，尤其是当时的台湾问题是中美双方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同时，邓小平认为两国之间也存在共同点，总体上是合作大于冲突，利益大于分歧。因此，要采取“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比如在1974年7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及夫人时指出：“我们之间不会在一切问题上都有共同语言，但确实在某些国际重大问题上可以找到一致点。”，又如在1978年6月22日，他在会见美国当前危险委员会执委会主席罗斯托时指出：“在国际政治的广大领域里，我们同美国有许多共同点，从各自角度可以做很多工作。”
综上所说，考虑到国际形式和中国发展现状，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对美外交战略，也继承了周恩来的对美外交思想。“中国对美的方针、政策没有改变。”可以看出我国对美外交政策前后具有一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