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进程视角下人类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辩证关系
杨诗芾 自动化 518021910588
自18世纪六十年代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人类社会人口，尤其是城市人口迅速增长，而这也给地球生态环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人类对于自身行为所造成的影响的认识却并非与科技发展完全同步。直到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人类才开始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将之提上日程。尽管如此，人类还是为其迟钝的反应付出了代价。根据联合国环境计划署世界资源研究所发布的《1998-1999年世界环境污染状况调查报告书》，全球每年有400余人死于急性呼吸道疾病，100-300万人死于痢疾（赵海瑞 2018）。2019年3月联合国发布《全球环境展望6》报告，报告警告称地球已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地球的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将受到更严重的威胁。也正因为如此，人和自然的关系才变得如此的至关重要。那么究竟人与自然处于，或者应该处于什么样的关系呢？
首先，我们需要以现有的几个基本事实，作为接下来逻辑推断的前提条件。第一条事实：到目前为止，并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内，人类的生存必须依托于以地球为载体的生态环境。第二条事实：从历史规律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会导致以地球为载体的生态环境的破坏。第三条事实：人类可以有意识地运用现有的技术手段，对已被破坏的自然环境进行修复，甚至对原有的自然环境进行优化改造。基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为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保护生态环境是必要的，因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己。换言之，如果哪一天原有的生态环境不再是唯一的（例如当人类能够殖民太空），那么它保持良好存在的意义将大幅降低。当然，这个观点是片面的，因为从更本质性的维度看，人怎样对待物，人就会怎样对待人——支配这二者的是同一个逻辑。人以目的——手段的二分法来衡量物，就意味着人会以同样的尺度衡量人自身。人对物的剥削和压迫也就意味着人对人的剥削和压迫，所以企图在维持人 对物的剥削和压迫的情况下使人获得全面的解放是不可能的。这是人类中心主义者无法逃脱的宿命。因此，除非最狂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否则几乎没人会否定人类中心主义注定被淘汰。纵观历史，人类不止一次地尝试过所谓的征服自然，做法包括但不限于：为了人类自身的利益，试图无视生态学的规律，人为地改变某些种群的数量，最终导致生态失衡遭到自然的反噬；为了经济发展，肆意破坏自然环境，却发现这样反倒威胁了人类自身的健康。诸如此类，无一不指向着：人与自然并非纯粹的二元对立关系，人类也从来没有、未来也不可能主宰自然。
这时候，西方人文主义的局限性暴露无疑，因为他们不知不觉地沿用着传统基督教的哲学：在有关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基督教强调“自然除了服务于人之外便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可见，基督教宣扬的是自然应该服务于甚至是无条件服务于人类的观点，而并非人类只是自然界中普通的一员，是整个生态链条的一个环节而已。按照《圣经》的说法，上帝在造出了野兽、牲畜、昆虫之后说：“我要照着我的形象，按照我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我们可以从这句话中提炼两点关键信息：（1）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而其它事物则不是，所以人在地位上高于上帝的其它创造物；（2）上帝创造人是为了让人管理世界上的其它事物，所以人类在诞生之际就是世界上其它事物的管理者，宇宙的等级体系是上帝—人—万物。在上帝一直持有它惟一属性的这段时间，以上帝为最高存在的宇宙图式实际上是隐蔽的人类中心主义。而当人文主义学说兴起、启蒙运动以及欧洲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人从作为幻觉的上帝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后，原先处于上帝之下和万物之上的他们俨然代替了上帝原来所占据的位置，成为宇宙等级体系中的最高存在。人道主义的伦理学就因而“合乎逻辑”地代替了神道主义的伦理学。显然，这种理论历经自由资本主义乃至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已经被证明是过时的。而当我们把目光放在十九世纪的两位哲学家——马克思和恩格斯身上，就会发现他们几乎有着超人的眼光预见了未来并给出了人与自然的理想相处模式。
马克思、恩格斯经历过1853年欧洲暴发的霍乱，并且深入了解了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出现的地力耗损、森林消失、气候改变、江河淤浅、瘟疫肆虐等问题。人类发展与自然界的关系，自然成为他们思考的哲学问题。其要点有三：一是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人靠自然界生活”，不管自然界的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住房还是其他形式表现出来，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物质财富的源泉。二是“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人类活动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也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人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三是人与自然界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中，人受自然界的支配，而人支配自然界的前提是合理运用自然规律，否则就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道：“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恩格斯还说，“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报复的程度视人利用自然力的程度而论，而不管社会组织得怎样。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人与自然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归属的一面。一方面，作为这个星球上唯一的高等生物，人相较于其它所有的无论是生物还是非生物都有着无与伦比的主观能动性以及改造自然的能力。而另一方面，全体人类从物质组成上来说完全从属于自然，没有构成哪个人的物质不来自于自然，因此人和自然在某些情况是一体的，这就是所谓“天人合一”。
今天，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人与自然应是和谐相处的关系，人们要有计划地利用自然界为一定的目的服务，但不是单向度地征服和改造，二者之间不是征服或被征服的关系，不是“割裂”而是“合一”的关系。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以前强调“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在21世纪新时代，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了“保护生产力”的新理念，拓展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生产力过程中“自然条件”作用的观点。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的辩证关系，就是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的关系。发展生产力决不能以破坏生产力的可持续性为代价，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既是对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哲学思考，也为当代世界解决现代性的矛盾和冲突贡献了富有智慧的中国方案。
